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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①短期对策与长效措施并举 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作者：郭君平、刘合光、曲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到位，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精神的深化细化和实化，明确了未来区域性防贫战略应以脱贫不稳定村（乡）、边缘易致贫村（乡）为基本瞄准单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底线任务，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则是底线的底线，必须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整村整乡返贫，顾名思义，是指某一建制村或乡镇区域内同时出现较大数量的返贫人口；相较因变故或生计挫折所致的偶发性、零散型个体返贫现象，整村整乡返贫是外部风险冲击与群体贫困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兼具短期集中爆发、局部密集返贫、传染效应以及链式反应等多重特征，其发生机理与社会影响更为复杂，亟须引起各界更多关注和重视。

　　当前，受国际形势变化、新冠疫情反复、极端天气冲击、地质灾害多发以及政策缺位或退出失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来较大挑战。例如，部分地区出现农畜牧产品严重滞销、卖难问题，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经营性收入大幅减少；部分地区外出务工渠道受阻，灵活就业岗位供应不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被迫返乡）的工资性收入断崖式下降；部分地区为防控疫情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管控，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生产资料难以得到及时补充（经营成本上涨）；部分地区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因灾返贫”等，不一而足。

　　那么，如何防止整村整乡返贫？这既需要短期采取保障性防范性对策，也需要长期采取长效性发展性行动。

　　从短期来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紧抓综合保障，兜底覆盖脱贫监测户的基本生计。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脱贫监测户，要全面落实农村低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以及特困人员救助等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切实做到应纳尽纳、应保尽保；对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农户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另一手紧抓防贫保险，及时化解脱贫监测户的生活生产风险。鼓励各地多渠道筹措社会帮扶资金，为脱贫监测户购买防贫保险。防贫保险立足“未贫先防”和“扶防结合”，通过“政保联办、群体参保、基金管理、阳光操作”的运作模式，以市场化机制筑牢返贫致贫“拦水坝”，可确保脱贫监测户的可支配收入相对稳定，从而有效解决边脱边返、边扶边增的“沙漏式”减贫困境。

　　从长期来看，应多管齐下，形成长效机制。一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强化产业帮扶。始终把乡村特色产业作为致富支柱，按照“因地制宜、依托资源、突出特色、连片开发”的要求，构建“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健全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业奖补、技术指导、小额信贷、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脱贫监测户“嵌”入“产业链”，从而获得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瞄准返乡脱贫劳动力，强化就地就近就业帮扶。主要举措包括开发公益性岗位稳岗、支持农村创业增岗、推广以工代赈拓岗以及壮大县域经济扩岗。

　　三是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让成员公平共享更多红利。新型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优化农村分配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未来可在明晰村集体内部成员权的基础上，以股权为纽带跨村建立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集体经济多村联营制，以最大化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四是开展“志智双扶”，提升脱贫监测户自我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扶志”与“扶智”仍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既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对持续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庄严承诺，更道出了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还应帮助脱贫监测户破除“等、靠、要”思想，不断增强“自我造血”机能。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防范化解整村整乡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各地尤其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应聚焦政策衔接，千方百计为薄弱村（乡）脱贫监测户增收创造条件，优化整合各方资源，下足“聚力增长”功夫，做实精准帮扶文章，稳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砥砺奋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35)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对外传播力提升研究”(20LLGLC066)的阶段性成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